日本“一億中產”萎縮的背后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王穎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馬芳】“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每個人都是中產階級，但現在肯定不是這樣了。”倫敦經濟學院學者克里斯汀·蘇拉克著有《泡茶，日本的形成：實踐中的文化民族主義》一書，她日前在接受美國《雅各賓》雜志采訪時這樣說。二戰后，日本在實現經濟崛起的同時，形成了“一億總中流（即一億中產階級）”的全民中產社會，由此形成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促進了日本的穩定與發展。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的中產階級在不斷“消失”，并由此引發了民眾收入差距拉大、少子化等一系列惡性循環問題，使日本從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變為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社會。

“一億中產階級”神話破滅

“那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事情。”早稻田大學人類科學學術院教授橋本健二此前在網上發文，回憶日本擁有“一億中產階級”的時期。當時日本政府進行的調查顯示，約九成民眾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為“中等”。橋本健二解釋稱，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日本經濟連續15年保持高速增長，使民眾的生活水平大幅上升，讓當時大部分日本人都相信了“一億中產階級”的神話。日本那時的貧富差距與北歐國家一樣，均屬于最低水平。日本社會的基尼系數（越接近1表示貧富差距越大）1980年達到0.349，是二戰后的低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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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日本，達到什么標準才算是“中產階級”呢? 日本NHK電視臺與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22年對5370名年齡在20到69歲的人群進行調查，當被問及“何為中產生活時”（多選），60%的受訪者選擇了“企業正式員工”“擁有住房”“擁有私家車”等。據“今日日本”新聞網2022年報道，中產階級意味著擁有被稱為“3C產品”的汽車、彩電、空調，或者有能力購買這些產品。該媒體還表示，按現在的標準，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應達到550萬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20日元），擁有住房或者有能力買房，生活很好，而且還在變得更好。

不過，按照上述標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的中產階級一直在萎縮。《日本時報》用兩個數字來勾勒這一趨勢：1996年，日本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數為550萬日元，而2021年，這一數字下降為440萬左右。早稻田大學教授筱崎武久與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研究員高橋陽子將日本社會分為4個階層，即貧困階級、低收入階級、中產階級和高收入階級。他們通過研究發現，1985年，中產階級在日本社會的比例為63.9%，高收入階級的比例為7.4%，而2018年中產階級比例為58.1%，高收入階級的比例升至10.3%。

隨著中產階級在日本社會占比的下降，該階級人群的收入也出現明顯下滑。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對擁有大學學歷的企業正式員工的終生薪酬情況進行調查后發現，男性正式員工的終生薪酬在1993年達到峰值，為3.2億日元，而2019年則降至2.87億日元；女性正式員工的終生薪酬在1997年達到峰值，為2.78億日元，而2019年則降至2.4億日元。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日本人都有“中產意識”，就是努力成為中產階級、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不過，近年來，大部分日本人認為自己的生活不屬于中產階級了。日本NHK電視臺與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22年的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是否過著自己理想的中產生活”時，56%的受訪者表示“過著中產以下的生活”，38%的受訪者表示“過著理想的中產生活”，6%的受訪者表示“過著中產以上的生活”。與此同時，日本由于職業、企業規模、產業領域等的不同導致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其基尼系數從2001年的0.498升至2016年的0.559。橋本健二表示，不知不覺間，日本從“一億中產階級”社會變為“格差社會”，后者是指貧富分化社會。

“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這種趨勢愈演愈烈”

從事房地產行業的齊藤一輝（化名）已經過了“不惑之年”。新冠疫情暴發前，他的年收入為600萬日元，加上獎金和其他福利，妥妥地屬于中產階級。然而，疫情期間，他的收入減少了1/3。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太田雄貴（化名）身上。他和齊藤年齡相仿，是一家男裝連鎖店的店長，而疫情讓他的年薪從600萬日元降至450萬日元。

很多人都將日本中產階級收入降低甚至整個階級人數不斷減少歸咎于新冠疫情，然而疫情只是加劇了這一問題，而并非問題的源頭。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失去的十年”是日本中產階級衰落的重要原因。旨在應對全球貧困的非營利組織“博根項目”在網上發文稱，一度繁榮的日本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10年里遭遇了停滯，這10年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在此之前，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3.89%，比美國高0.82%。然而，在“失去的十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降至1.14%。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十倉雅和則認為，日本經濟“失去”了30年。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的破滅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日本制造業面臨人員、設備和資金貸款的過剩，由此導致日本中產階級收入降低。日本駒澤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田中聰一郎表示，日本并不是只有中產階級的收入降低了，中產階級的衰落也并非因為收入的兩極分化，而是整個社會的收入越來越低。

還有分析人士認為，日本中產階級“沒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泡沫經濟破裂后，政府對企業管制的放松，即很多企業不再給予員工“終身雇用制”待遇。據橋本健二以及一些日媒分析，在日本經濟景氣時，企業必須增加人手。一旦被錄用為正式員工，企業就不能在經濟不景氣時隨意解雇這些人。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企業為減輕負擔更多的是招聘臨時工，而非正式員工，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這種趨勢愈演愈烈。這一時期被稱為“就業冰河期”，由此誕生了“就業冰河期一代”。有數據顯示，日本非正規就業勞動者人數1992年為992萬人， 2017年則已經升至1739萬人，這就導致日本民眾收入的降低和中產階級人數的減少。為了保護民眾的利益，日本政府曾出臺一項規定，即臨時工必須在工作3年后獲得全職身份，然而不少企業在這一時間來臨之前就會將臨時工解聘。

《日本經濟新聞》不無憂慮地表示，中產階級在此前工資長期不漲的情況下，面臨著住房和教育成本攀升等各類問題。此外，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民眾收入不增疊加通脹以及支出增加，讓他們越來越難成為中產階級。智庫東京商科研究公司的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所有大型日企都提高了員工工資，大型工會成員的工資上漲了約4%，創下30年來的最高漲幅。不過，一位日本友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雖然今年工資上漲，但日本人此前已30年沒漲工資了，日本通脹2022年又創40年來的最大漲幅，錢更不值錢。據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永濱利廣分析，俄烏沖突導致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日本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日元貶值又導致原材料價格高昂，因此日本2022年貿易逆差創下紀錄。

“安倍經濟學”也被認為是推動日本中產階級萎縮的因素。有美媒報道，在“安倍經濟學”的推動下，日本企業的利潤和股價大幅上漲，但普通家庭幾乎沒有從中受益。每5年進行一次的一項調查顯示，從2014年到2019年，日本家庭的平均財富下降了3.5%，只有最富有10%的家庭財富有所增加。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劉軍紅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日本收入分配問題也是中產階級明顯萎縮的一個原因。從表面上看，日本失業率很低，但是工人收入并沒有明顯增加，尤其是婦女、高齡人士和退休再就業者的工資非常低，這導致日本整體收入結構呈現向低發展的勢頭。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研究生院教授、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森信茂樹發現，從2000年至2020年，日本大型企業的總體利潤增長了91.1%，但在同一時期，企業的人事費和資本投資卻減少了0.4%。

此外，“終身雇用制”也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是導致日本中產階級萎縮的重要原因。據“博根項目”分析，該制度強調員工對公司的長期忠誠，而加薪很難實現。

出路在哪里

“日本的中產階級正在慢慢消失。”據美國CNBC網站報道，牛津經濟研究院駐日本經濟學家永井茂藤此前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上升，而中高收入群體的比例下降。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教授駒村康平表示，該國中產階級無法擁有穩定的收入、對未來缺乏信心，不僅抑制了消費，而且也形成了一種經濟惡性循環。日本財經類雜志《鉆石》周刊此前發文稱，日本曾經的平等社會正處于演變成“基于收入的日本版種姓制度”的邊緣。在這樣的環境下，無論如何努力工作和接受更好的教育，底層民眾的子孫后代也無法改善自己的處境。

由于中產階級的壯大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消費，所以日本政府多年來也積極尋求重建中產階級，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更是提出“新資本主義”，希望以促進漲薪和應對少子化問題為核心，重建“厚實的中產階級”。具體而言，岸田政府提出改革勞動市場，擴大養育兒童的補貼力度，通過調整以“終身雇用制”為前提的退職金稅制優惠政策，來消除換工作的障礙等。岸田政府最近決定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002日元，這是日本歷史上增幅最大的一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東亞問題的學者迪倫·哈里斯此前在美國“外交學者”網站上發文稱，盡管岸田文雄的“新資本主義”概念雄心勃勃，但缺乏實施有效政策所需的細節。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呂耀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岸田文雄希望通過“新資本主義”創造所謂“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而這實際上是“畫大餅”，并沒有解決先增長后分配還是先分配后增長的問題。目前來看，“新資本主義”顯然沒有實現所謂的良性循環，日本中產階級也沒有像想象中的那樣發展起來，該國貧富差距依然在拉大，整個社會仍然處于長期滯漲。

對于如何增加中產階級，明治大學經濟學家飯田康之（音）表示，制造業推動了日本戰后從廢墟中崛起并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在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期，日本主要制造商關閉了在國內的工廠，轉而在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建廠。目前，日元貶值正使日本一些制造業回流。如果日本國內制造業復蘇，經濟也會跟著復蘇；如果經濟復蘇，中產階級也會增加；如果中產階級增加，出生率也會隨著上升。永井茂藤則認為，更有活力的人力資源配置可以幫助日本擺脫中產階級萎縮的局面，應該對現有就業制度進行改革。

劉軍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從日本中產階級“縮水”這一現象，我們應該認識到，對于一個人均收入不高的國家來說，提高勞動參與率、收入分配率和勞動收入至關重要。同時，要在制度和政策上鼓勵勞動者積累個人資產，如果勞動者不能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積累一定規模的資產，那么很難建立一個對社會來說具有穩定力量的大規模中產階級。此外，應積極促進創業，讓企業發展起來，這樣中產階級才能發展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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