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處于工作漂流期

“弄清楚我們想做什么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時代如此，在我們一生中，這個問題都存在著。”無論選擇辭職休息一段時間，還是重新投入職場，年輕人都應主動作出選擇，找到自我成長的方向和動力。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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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社交平臺刮起一陣風。有人曬離職前后狀態對比圖，有人拉起橫幅高調舉辦離職慶典。不同于以往，年輕人好像不再有“離職羞恥”感。抱著人人都要離職幾次的心態，大家不遺余力地尋找脫離工作的快樂。

不過，敲鑼打鼓高調離職的背后，往往夾雜著年輕人的狂喜與崩潰。快樂過后，令人真正躊躇與不安的是，往后的路究竟該怎么走？

離職后，我還能順利找到下一份工作嗎？

離職前一晚，李萬永接到了公司直屬領導的電話。領導告訴他，“最近公司打算優化一批人”。李萬永心里“咯噔”一下，“創業公司裁員一般從薪資高的開始裁起，這是行業里的潛規則”。他盤算著，自己負責計算機前端開發，又是中層領導，工資遠高于平均水平，“給我打電話，優化里肯定是有我的”。

第二天，果然不出他所料，上午談話，下午離職，手續辦得飛快。

起初，李萬永并未將找工作的事情放在心上。他1992年出生，2014年大學本科畢業后便開始工作，擁有8年工作經驗，“我計算機專業技術與經驗都不錯”。

一個月后，他覺得求職市場變了。往年，李萬永掛上求職軟件的簡歷，不到半天便會收到許多回復，有大廠也有小廠，“一周可以安排兩到三場面試。”如今，行情大不如前。招聘軟件里，羅列著李萬永的打招呼信息，多是已讀不回的HR。有一次，他和對方聊得挺愉快，“能感受到對方的認可，經驗、資歷也和JD(職務說明)比較匹配。挺遺憾的，那次也收到了拒信。”

與李萬永的經歷類似，陳淼也感覺好工作越來越難找。陳淼出生于1991年，2014年畢業于四川某二本院校編導專業。工作8年，他曾有過5次工作經歷，平均每兩年換一次工作。“以前在招聘網投簡歷，聊一聊就能有面試機會，還有主動來邀約的HR，今年這種情況就很少。”

不同的是，陳淼在被優化前，反復詢問自己：經濟形勢下行，我要主動辭職嗎？還能順利找到下一份工作嗎？

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工商與人力資源管理系教師來半分認為，年輕人在決定離職前，應綜合評估自己的財務狀況和個人能力。如果一個人已小有積蓄，離職后可以負擔日常生活開銷，這類人離職或裸辭，生活并不會受到太大影響。或者說，如果這個人的能力十分突出，具有獨特技能，市場競爭力強，這樣也可以選擇主動離職。關鍵是，“要客觀衡量就業市場情況、崗位需求和自己的實際能力。”而不是一時沖動，貿然選擇離職，這樣并不利于職業發展。

如果下定決心辭職，又苦于無法支撐日常開銷，資深心理咨詢師宮學萍對記者說，家庭應成為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后盾，適當給予經濟與情感支持。“我遇到過一些孩子，他們焦慮的根源來自父母。在生活中，家長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目標和期待附加在孩子身上。”比如，當年輕人對自己的認知還不夠清晰時，如果父母希望他考公務員，他很可能會因滿足家庭期望，參加公務員考試，但等考上后發現不快樂，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家長應首先減輕自己的焦慮，給予處于迷茫期的孩子支持，讓年輕人在不斷試錯與糾錯的過程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社會位置。

“在社會經濟形勢并不樂觀時，人們更要培養憂患意識，具備警惕性。”這段時間，來半分常常看到年輕人遭遇“被優化”“被畢業”的職業困境。她建議年輕人應主動監測行業市場現狀，對公司內部結構調整保持敏銳。“如果發現公司的考核收緊了，有薪資結構調整等情況，要盡早進行崗位價值評估，思考自己對企業的貢獻度，做好下一步的職業規劃”。

工作沒有意義，我還要堅持嗎？

李萬永與陳淼所經歷的，也是就業市場的縮影。面對后疫情時代的裁員、縮招，初入職場的年輕人，要如何平衡工作的意義與理想追求？在尋找自我的過程中，頻繁離職又有哪些影響？

1999年出生的蔣曉彤畢業于河北某一本院校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畢業不久，蔣曉彤在一家教培機構做教務專員。“這家機構比較小，不太正規，辦公就在一片老社區里。”平時，她需要負責日常教務、運營小紅書、回答微信群中家長的問題，安排機構內整托學生的日常生活等各種雜碎工作，叫醒、訂飯、答疑……很多時間，蔣曉彤覺得自己“像是學生的保姆。”

工作的無意義與自我消耗，是陳淼主動辭職的原因。去年年初，經朋友介紹，陳淼進入一家創業公司做新媒體運營，入職時，陳淼幻想的工作是這樣的：早起到公司泡一杯茶，寫會兒公眾號文章，看看后臺數據，中午逛逛街，下午空閑了，還能摸會兒魚。工作后，他發現自己有些過于天真。“早上10點上班，晚上8點走是常事，每天都在加班開會、寫公眾號、做海報，忙完差不多到晚上11點了。”

這份難以進行內向探索的工作，讓陳淼覺得努力也變得徒勞無功，他感覺自己無法再支撐下去。

在咨詢室里，宮學萍遇到不少“在抱怨自己的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普遍會遇到職業前景不明朗，工作無意義，或是難以處理與領導同事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由于對工作缺乏興趣，她常常在這些人身上看到迷茫、焦慮與疲憊感。

找工作的本質是在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追求向往的生活的過程。宮學萍認為，現在年輕人看似擁有很多選擇，實則很難擁有真正的自我。比如，一個人在失去一份月薪上萬元的工作時很焦慮，他焦慮的問題在于如何找到同等薪水或更高薪酬的工作，這種選擇可能會變得比較狹窄。實際上，“幾千元有幾千元的活法，工資上萬有上萬的活法。在35歲之前，很多時候大家都在試錯，找到正確的路就好走了。”

關鍵是追求適合自己，并能與現實世界建立聯系的工作。如果一個人的工資很低，但工作內容充實，精神上很愉悅，他也不覺得日子艱難。相反，如果工資很高，但工作壓力大，人際關系復雜，精神內耗嚴重，這個人可能也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問題，最后選擇辭職。

實際上，在試錯的過程中離職，并沒有問題，但要講究離開的方法和時機。來半分認為，如果以恰當的方式離職，會帶來成長與機遇。但在沒有明確目標和計劃的情況下頻繁辭職、更換行業，就會帶來很多的問題。比如，沒有時間積累行業經驗與人脈資源，面試時會被認定為缺乏責任心、不負責任、沒有明確目標等。長此以往，薪酬也會很不穩定或呈現下降趨勢。

處于工作漂流期，靈活用工是一個好選擇嗎？

這幾年，對于工作的討論越來越多，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尋找工作的新出路。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兩億人。但零工工作適合成為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嗎？可以發展成長期職業嗎？

蔣曉彤回憶起失業那段時間，自己在街邊擺攤賣鮮花的經歷。第一次擺攤，她特意選擇了哈爾濱市區內的商場街，“這里比較繁華，人來人往，生意好做。”擺攤賣花實際上并不難，在花卉市場購買一批花，提前搭配好。比如，一只多頭康乃馨可以搭配洋甘菊，這種小花束定價為19.9元。雖然每單掙的錢不多，但勝在薄利多銷。一天內，她的日營業額達到500元，“利潤在350元以上。”

“擺攤就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現在沒有想全職干這個。”蔣曉彤說，年輕人的擺攤經歷，很大程度上存在“跟風”和“玩一玩”的心態。在她的理解中，這種不穩定的體力勞動，很難發展成為一項長期從事的工作。

事實上，很多年輕人因為暫時找不到工作，將靈活就業作為一個無奈選擇。“這類工作門檻雖低，但門檻低的另一面則是競爭壓力大，做到頭部反而很難。”來半分說。

靈活用工也可以成為主動選擇，但需要技能支撐和長期發展的規劃。來半分說，與當服務員、街邊擺攤、送外賣這樣門檻低的傳統體力勞動不同，很多年輕人基于自己的特長與優勢，選擇了具有長期發展價值的賽道，比如，線上運營、直播帶貨、文案策劃等等。無論從事哪種類型的工作，工作規劃和專業技能是職業發展的關鍵，此外，年輕人最好具備競爭力意識與精進特長的能力。

不過，由于靈活用工缺乏勞動保障，基本養老、醫療等制度也還未被落實。剛畢業從事該行業，可能會陷入收入過低，生活不規律、質量低的困境。現階段，來半分并不建議應屆生將全部時間投入到靈活用工，年輕人還應權衡自己的性格和能力，謹慎作出職業選擇。

“弄清楚我們想做什么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時代如此，在我們一生中，這個問題都存在著。”哲學家克里斯納穆提多說。來半分認為，無論選擇辭職休息一段時間，還是重新投入職場，年輕人都應主動作出選擇，嘗試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找到自我成長的方向和動力。

(應受訪者要求，李萬永、陳淼、蔣曉彤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李悅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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