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不生娃了，怎么辦？我們的城市化或許要換個思路了

摘要

《中國統計年鑒（2022）》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全國15歲以上單身人口約為2.39億人。與此同時，我國年輕人婚育年齡也普遍推遲。城市青年在個人發展和婚育決策上展現出更為“低欲望”的傾向。

這一趨勢背后，有深刻的經濟、文化和時代的復合影響。在經濟結構化調整、增速放緩的存量時代背景下，結合城市化快速推進、人口流動增大，以及后疫情時代的影響，許多城市青年面臨著就業困難且不穩定、教育成本高昂、消費壓力增大和高房價的問題。加之城市建設中“人本邏輯”的相對缺位使得部分青年陷入不安定感與歸屬感缺失中，“佛系” “躺平” “不婚不育保平安”成為所謂理性選擇。

(資料圖片)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戴明潔此前曾就“新型城鎮化戰略”發表專題撰文，比較傳統城鎮化中的青年之困和新型城鎮化中的青年之機。她指出，青年一代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中堅力量, 同時又是主要的生育主體。其生育選擇對國家的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將產生長遠的影響。解決城市青年的生活和發展困境，讓青年主體地位回歸，實現青年和城市發展的良性依附與互動尤為重要。

原文經編輯修訂后重新發布，以饗讀者。

正文

一

中國城鎮化40年，被裹挾其中的青年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三波城鎮化歷程，參與和推動城鎮化的青年，也從60后、70后，演變為80后、90后，再到現在的00后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可以說，我國的城鎮化是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驅動下快速發展的。

但是在此過程中，城鎮化的成果卻沒能累進式地與青年群體共享，反而呈現出青年在城市中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少、面臨的城市困境越來越多的趨勢。

回顧這一歷程，或許會對我們更清晰的理解當下中國青年的困境有所幫助：

第一階段（1978—1994年）：工業城鎮化階段

1978—1994年我國的第一波城鎮化是以鄉鎮企業為主導、以“工廠生產”為特征的“工業城鎮化”模式。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在全國遍地開花，成為拉動中國GDP增長的“異軍突起”力量。這些鄉鎮企業大多地處東南沿海的的鄉鎮和村莊。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大量農村青年進入小城鎮一級的工廠從事生產勞動。無論是集體企業蓬勃發展的“蘇南模式”、私營企業壯大的“溫州模式”，還是外資企業拉動的“珠三角模式”，它們的城鎮化主體都是以早期資本積累為目標的鄉鎮企業和以家庭資本積累為目標的青年工人。

在這一階段，工業城鎮化的顯著特征是工業化帶動城鎮化，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

當時，我國的工業化程度從1980年初的15%迅速上升至1993年的60%之時，我國的城鎮化速度卻相對緩慢，只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甚至出現了小城鎮人口比重持續上升、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的現象。

當時的青年面對的主要困境來源于“工業化生產”和“非城市化生活”兩個方面——

在生產權層面，“工廠生產”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存在著工資水平低、議價空間少、就業保障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在生活權層面，青年“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生活方式仍舊停留在鄉鎮和農村模式，并未獲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也未跟上當時的工業化生產水平。

因此，青年在第一波城鎮化進程中遭遇的困境主要是由“工業化生產”和“城鎮化生活”間的不匹配造成的。

中國城鄉人口比例變化圖（圖：中國紀檢監察報）

第二階段（1995—2011年）：空間城鎮化階段

1995—2011年我國的第二波城鎮化，是以地方政府為核心、以企業為依托、以“土地生產”為特征的“空間城鎮化”模式。

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為城市空間生產和結構重組帶來了契機。地方政府通過對土地的壟斷，以消費型空間（商業和居住用地）的土地出讓金，補貼生產型空間（工業用地）的稅收減免和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同時，工業化吸引了大量就業人口，促進了商住空間的消費。

房價上漲拉動地價上漲，再次補貼生產型用地。“以地養地”的交叉補貼機制使得空間擴張成為政府增加財稅收入、企業累積資本的有效方式。

在GDP主義的考核機制下，城市發展唯經濟，經濟發展唯GDP。政府主體的政治權力主要通過經濟指標實現，與企業主體經濟資本的積累沖動耦合起來，將資本和福利配置極化在政府和企業一端。

而在政府保衛社會的責任缺失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基于維持行政和市場體系的運作考慮。加之我國當時是外向型經濟，擴大內需和消費社會的投資在當時看來是無效的。

在公民主體中，享受城鎮化紅利的是權貴階層和在城市開發中進行初始投資的老市民，而承擔城鎮化代價的卻是剛畢業、剛來城市發展的新一代青年。

在空間城鎮化中，青年的突出困境表現為房價過高難以負擔，而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社會領域卻逐步被市場化和資本化。因為“以房融資”的城市發展方式，城市公共服務不得不與住房產權捆綁，導致了社會福利分配的租購不同權。

在此過程中，新一代青年一方面在生產型空間中從事生產勞動，獲取工資報酬；一方面在消費型空間中購買商品房。

這不僅消耗了他們的工資積蓄，還極可能讓青年背上沉重的住房貸款。而基于還貸壓力，青年不得不努力工作，服從嚴苛的考核機制，降低自身的勞動力議價水平，成為“房奴”和“工蜂”。

因此，在諸多公民權益中，“居住權”的獲取成為大城市青年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對青年的婚戀、生育和養老觀念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更嚴峻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先富帶動后富”方式導致了城鄉之間和群體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種空間的不平衡在時間的代際累積下，造成了青年群體內部的經濟社會差異，形成了以“住房產權”為劃分依據的新社會階層。基于住房產權的傳承性，“官二代”“富二代”和“新生代農民工”在大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兩種境況。

城市發展滋養的不是青年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社會分化背景下隱藏的卻是社會失序和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以上兩種傳統城鎮化模式下，工業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的共同問題在于，都過度地關注城市經濟增長，忽視了“人的發展”才是城市發展的根本目的。

在城市環境惡化、公共服務不均等、社會福利服務滯后于經濟增長、城市文明素質缺位的情況下，不僅城市感染了嚴重的“城市病”，青年也在被邊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身體亞健康、缺乏安全感，精神世界無所依托、逃避于虛擬世界，要素稟賦被錯配、無效內卷，價值觀念被扭曲，缺乏認同感、獲得感和成就感的多重困境。

重慶市渝中區，青年人在制作咖啡。（圖：新華社）

二、人口拐點來了，中國青年面臨的“第三次機遇”

在空間快速擴張和時間高度壓縮的情況下，中國用30余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的城鎮化歷程。然而，發展的紅利總會消退，人口問題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

新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資本循環理論”指出，資本為了緩解自身過度累積的危機，會從第一循環（工廠生產）進化到第二循環（空間生產）和第三循環（集體消費和科研）。

我國的“外向型經濟”在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后脆弱性凸顯，且在東南亞國家的競爭下勞動力紅利也逐漸喪失，第一循環中的工廠生產過剩；

同時，在快速城鎮化和土地資源壟斷下，空間生產的利潤巨大，第一次循環中的過剩資本快速流入第二次循環以實現增值，突出表現就是制造業在2009年后加快進軍房地產。

而空間生產必須通過科創轉型和有效消費才能轉換為資本增量，因此在第三次循環中，科研和集體消費的重要性凸顯。

在此轉變下，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聯盟無法獨自完成第三輪資本循環，對公民主體的態度應該從排斥轉為聯合。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符合資本從第一、二次循環擴散到第三次循環的客觀規律，青年的創新能力和消費潛能將發揮重大價值，迎來比第一、二波城鎮化更好的機遇。

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有效的解決，對“人”的忽視成為傳統城鎮化模式的主要癥結。

中國人口及凈增人口統計圖（圖：國民經略）

三、“青年發展型城市”，新的城市化思路

基于城市發展頑疾和人的發展困局，“新型城鎮化”提出“以人為核心”的戰略理念，將“人的城鎮化”作為城市新發展模式的核心內容，其根本目的是轉變以往的GDP主義，將人的發展作為城市發展的真正動力。

不同于前兩波城鎮化中的只見資本不見人，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城鎮化進程中的“人本邏輯”開始同“資本邏輯”共同運作，直接表現為政府、企業和公民三大主體中，公民主體的回歸。

其中，公民主體中的青年群體至關重要。

國家目前推動的“青年發展型城市” 這一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相較于對其他年齡群體的“友好型”定位，對青年的“發展型”界定，就體現出了青年群體在以“資本邏輯”和“人本邏輯”雙向運行為特征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下的雙重價值。

城鎮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大主體的權責分配問題，而青年發展型城市強調的是在公民主體的細分下，解決青年在城鎮化進程中所需貢獻的能力和所能共享的收益之間的不匹配問題。

家長帶著孩子在秦皇島市海港區青年書店閱讀區閱讀 （圖：新華社）

四、今日的城市化，我們要如何駕馭“資本”？

首先，在城鎮化的“資本邏輯”下，應該保證青年成為資本第三次循環（科研和集體消費）的生力軍。

在人口、土地和環境三大紅利的集體消退下，城市發展的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通過創新驅動，完成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二是促進消費、拉動內需，將投資導向型經濟轉變為內需型經濟，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

其次，在城鎮化的“人本邏輯”下，消除青年發展的制度壁壘是首要發力點。

在宏觀環境改變和微觀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雙重推動下，城市維護公民的生產權、生活權和發展權，讓人居、就業等環境更友好；青年在政策環境下積累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環境資本和文化資本，通過自身的全面發展對城市發展更有貢獻。

在青年權益被長期壓縮的情況下，城市需更主動地先營造友好環境，才能激發青年的有為意識。青年發展型城市借助人本邏輯的回歸，應該以瓦解政府和企業聯盟的資本配置工具為抓手，如績效考核、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主動彌補之前的社會欠賬，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和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最后，城鎮化中的“資本邏輯”和“人本邏輯”存在著較大的張力，青年是協調城市“資本”和“人本”高質量發展的公民主體。

“資本”和“人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城鎮化過程中有其各自的運行邏輯。

同樣地，新型城鎮化不完全是對傳統城鎮化的否定，傳統模式是在資本稀缺的條件下進行原始積累的有效途徑，創造了一個個的中國奇跡。

但是，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資本循環的進階、資本的重新配置和城鎮化主體間的權益重新分配，順應資本流動規律、城市發展規律、人的發展規律，及時調整方向，改變發展模式才是科學的。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目前既處于“資本邏輯”從第二次循環流向第三次循環的轉型期，也處在“人本邏輯”回歸的初級階段（消除制度壁壘），這意味著我們既不能過度“丑化資本”，也不能過度“美化人本”。

面對資本引發的經濟社會問題，應該爭取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同時，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時，要遵循“量入為出”的原則，在住房、教育、醫療等青年最關心的領域發力，避免過度福利化，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還是要實現產業升級和創新，從全球價值鏈中的低附加值升級到高附加值領域。

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和人力資源。而資本的總量是有限度的，過度強調“消費”和“福利”，會帶來資本的耗散。集體消費提高可以拉動內需，但這種城鎮化是高成本的，是目前經濟發展驅動力尚未轉型成功的中國難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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