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普及的兩類方式——廣播劇的基本原則
《本雅明電臺》[德]瓦爾特·本雅明 著
(資料圖片)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書由廈門大學副教授王凡柯對《本雅明全集》中的廣播作品進行選編和翻譯,收錄了瓦爾特·本雅明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播出的廣播節目的文稿。全書共分為“青少年廣播”“廣播談話、廣播劇與教育廣播劇聽覺模型”“關于廣播的反思”三個部分。本雅明認為電臺是教育的劇院,是“孩子的啟蒙”的絕佳媒介。這些廣播的內容來自本雅明自身的童書收藏、報刊記錄,以及關于自己家鄉的童年回憶或異鄉的城市速記,并且本雅明將他的現代性反思貫穿其中。
對于讀者來說,廣播劇《當德國古典作家寫作時德國人在讀什么?》是試圖探討無線電廣播與大眾普及之間深刻關系的絕佳范例,而這種大眾普及性也正是無線電廣播在文學領域中應當致力追求的目標。對于廣播的所有革命性方面來說,它是或者應該是最具創新性的,這與我們對大眾普及的理解有關。
傳統的舊觀念總是認為,具有大眾普及性的表達方式,無論它多么有價值,都只有次要的衍生價值。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在廣播收音機發明之前,幾乎沒有什么出版形式是實際以大眾普及或大眾教育作為目的的。盡管我們有書籍、講座以及報紙雜志,但這些傳播方式與專家圈子中相互交流學術研究進展的傳播形式沒什么不同。因此,大眾的表達方式在過去不得不采用學院的形式,并且不得不放棄自身獨特的方法論屬性。它被深深地束縛在這樣的條條框框之下,為某些知識領域中的相關內容或多或少地套上一種吸引人的形式作為包裝,在某些情況下將其與共同經驗和常識聯系起來。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經驗的傳達并非總是直接性的,而是通過間接的二手途徑。大眾化普及是一種低等的技術,只要看看針對它的公共性評價就能深知這一點。
無線電發明之后最為矚目的成果之一,就是看到廣播如何深刻地改變了上述陳見。憑借著其自身開創的技術可能性,那就是在同一時間與不可計數的廣大民眾進行實時交流的能力,大眾普及超越了其善意的人道主義意圖,并轉變為一項擁有自身形式規則和藝術法則的行業。在這方面,它的飛速發展一點也不遜色于過去幾年中廣告技術的突飛猛進。就經驗而言,它意味著:傳統的大眾普及路徑建立在可靠的科學基礎之上,并以相同的方式宣稱科學自身同樣推動著大眾普及化的發展,但是省略了更為艱巨的思想路徑。
這種大眾普及方式究其本質而言就是這樣一種省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大眾普及的推進方式無異于教科書的版面編排:正文部分用醒目的大號字體排印,附加部分則用縮小字體。然而,廣播媒介的志向在于尋求更為廣泛、更為強烈的大眾普及程度,當然無法滿足于上述途徑。它需要從大眾相關性的角度出發,對材料進行徹底的改造和全面的革新。因此,它無法滿足于用瞬時的刺激來吸引聽眾的興趣,只給好奇的聽眾提供他們能夠在所有歷史悠久的演講廳中都能聽到的陳詞濫調。
相反,廣播媒介需要去說服聽眾相信他們自己的價值,讓他們相信就客觀材料而言他們的自身興趣本身就具有客觀價值;他們的疑問,哪怕沒有被廣播室內的麥克風說出來,也將喚起新的科學探索。由此,以往盛行的科學與大眾普及之間的外在關系被這種新的形式所改變,被一種科學內部或許無法生成的方式所取代。因為我們所探討的是這樣一種大眾普及,不僅科學出于群眾的立場而調動自身,它也在科學的方向上發動群眾。總而言之,真正的大眾興趣總是非?;钴S而充滿生機,它能改變構成所謂知識的材料,也能影響對科學自身的追求。
這些教育工作的形式越是活潑生動,對這種教育需求的認知就越是深刻,那就是作為真正生動的知識展開,而非抽象的、無從驗證的、歸納總結的鋪陳。因此,上述所言尤其適合廣播劇,因為它本就具備教育的特質。
就文學性而言,廣播劇不可能仰仗各種語錄摘抄以及對各種作品選段和通信篇章的挪用,以某種工匠藝術把所謂的對話胡亂地拼湊在一起;它也不可能擁有憨蠻的勇氣,讓歌德或克萊斯特在麥克風前朗讀編劇寫好的腳本。因為這兩條路都行不通,所以只有一條路徑可行:直接處理科學性的問題。這正是我嘗試創作廣播劇的緣由。在這里,英雄人物并不會直接出場,播音員也不會往聽眾的耳朵里強行灌輸盡可能多的作品摘錄,它們都似不甚合適的做法。為了獲得足夠的深度,就得有意地從淺顯的表層出發。其目的是向聽眾展示事實如此普遍又如此毫無必要的東西,以至于引起了這種類型化:并不是說文學內部,而是就日常中關于文學的討論。正如人們平日里能夠在咖啡館、書展博覽會、拍賣會以及散步途中能聽到的那樣,這些對話以變幻莫測的討論節奏,穿插著有關詩歌流派、報紙雜志、審查制度、圖書交易、青少年教育與借閱圖書館、啟蒙運動等主題而展開。
此類對話也與當下最進步的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問題密切相關,那就是更加深入地探討影響文學創作的歷史因素。在這里,有關圖書價格、報刊文章、諷刺文章以及最新出版物(它們本身就是人們能夠想到的最為日常淺顯之物)的爭論得以重新審視,這項工作本身就是科學研究中最為表層的基礎任務之一,因為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任何所謂創新的后續創造都需要建立在有據可查的事實追溯上。
簡而言之,這部有爭議的廣播劇力圖與最近所謂的大眾社會學的研究態勢保持緊密的聯系。若這部廣播劇能夠——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像吸引普通外行那樣同樣吸引到專家學者的注意,那就是它最大限度的成功。由此,一種關乎新的大眾普及的概念似乎也獲得了最簡單明了的定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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