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難離

我的長篇小說《海上繁花》今年五月甫一上市，先是“東家”北京出版集團和“新經典”在他們的月度書籍里相推，再是文學好書榜、文藝聯合書單、中國出版?zhèn)髅缴虉蟆⒑脮降葧鴨侮懤m(xù)推薦，作為作者，深感榮幸。接著探究，才知又有澎湃新聞“文化課”欄目、今日頭條文化頻道、微博讀書、亞洲好書榜、當當讀書匯、以明讀書匯等平臺聯合發(fā)布，《海上繁花》，就這樣漸漸綻放了。將來又會怎么樣呢？如同望子成龍的父母眺望將來，末了，總是懷著平常心長嘆一聲，夫復何求？健康平安就好。我這個作者呢，只要努力守住本分將小說寫好就是了。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海上繁花》 楊怡芬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記得2021年《離觴》出版后，在媒體面前，我就從一個寫作中短篇小說二十余年的“老作家”，變成了長篇小說“新面孔”。有一回采訪中，一位記者和我說到我的敘述腔調，我大言不慚地回道，我有好幾副腔調，《離觴》的腔調，只是其中一種。我還說，敘述腔調，要與小說的內容相匹配。這樣大大咧咧的自信，許是來自這二十多年沒有間斷的小說操練吧——我潛心于此，專一可比磐石，總也有一二心得。這次《海上繁花》的敘述腔調，就與《離觴》不同。這樣一個粗獷的英雄救戰(zhàn)俘的故事，就該有另一副粗嗓門與之相配才好。但我還是有點忐忑，因《離觴》而來的讀者，會不會對《海上繁花》失望呢？但轉念往光明處想，宛若切割多面的鉆石，只要擁有穩(wěn)定而堅實的內在，每一面都會有其璀璨吧。

當年，我準備寫長篇時，我就想好了，我的小說，要有一個堅實的內在，猶如骨骼，撐起血肉，又被血肉所覆蓋。《離觴》也是，《海上繁花》也是，這副骨骼，就是我探摸之后仔細描繪的史實。當然，我不會自高到以為自己是個史學家，但我這只書蟲，曾努力爬到宏觀處打望，也曾盡力潛到微觀處觀察，即便最后的結果是作繭自縛而不能羽化，但我至少吐出了絲，結出了一個蠶繭。我的讀者，只要他稍稍留意，就可觸摸到小說血肉之下的那副骨骼。這一切，得謝謝小說中的那個敘述者，在虛構的混沌時空里，他以此繭子來繅絲、織造、染整，成就了整部小說。

是的，是“他”，我沒用錯人稱代詞的性別。《海上繁花》的敘述者，是個年輕的學者兼翻譯，在小說中，是他寫了這部小說，而不是我。這樣的技巧，不算新奇，《紅樓夢》豈不是假托一僧一道與補天遺石對話？不過，這一回，我同時面對“變性”和“變齡”兩大挑戰(zhàn)，只有奮力分身應對。往玄里說，一個虛構小說的完成，作者的功用，有時是容器，有時是通道。是前者的話，尚有底部與四壁；若是后者，故事如風，穿行無礙，作者要怎樣變形才能設置關隘？在《海上繁花》里，我努力擴大容器，他努力設置通道，我們合力，得以終篇。說實話，正因為長篇寫作中更能捕捉這玄而又玄的微妙機鋒，食髓知味后，我才躍躍再三。

“邂逅那艘已在東極海底躺了近八十年的‘里斯本丸’，遇到香織，直至為沉船和香織寫下這部小說，都是命運的偶然。”小說開篇即講寫作之緣起，再又介紹道：“2004年，我研究生畢業(yè)，回到家鄉(xiāng)，準備入職一所名字里冠有‘海洋’的大學。”緊接著，他又表白道：“有一些人很依戀家鄉(xiāng)，我算其中一個，其中原由，在我，是因為喜歡吃海鮮——外地即便能吃到海鮮，也沒有我要的鮮味了。”然后，問題來了：“但是，回家鄉(xiāng)發(fā)展的就是命運的弱者？再一想，那是因為家鄉(xiāng)不是一線二線城市嘛。”

這自問自答，怕是能引起萬千同情吧？這樣的設問，當然也是我自己的。學校畢業(yè)后，我一直在家鄉(xiāng)發(fā)展，后來也有過幾次離開的沖動，但最后還是安守于此。故園難離。即便走上寫作之路，也是在文本中一再描摹家鄉(xiāng)的前世今生，家鄉(xiāng)于我，已如魚水。經由《海上繁花》的寫作，我才明白，家園，不僅是這有形的島和海洋以及海鮮，還是家鄉(xiāng)人民世代秉承的信念，大到比如“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勇毅，小到比如助人的態(tài)度“送佛送到西”。在《海上繁花》的悠長故事里，于日軍環(huán)伺之下，在沉船旁救起落水的戰(zhàn)俘，東極漁民秉承的是祖上所傳“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高尚信念；機智藏起三位戰(zhàn)俘又輾轉相托、環(huán)環(huán)相扣送到重慶，他們所抱的是“送佛送到西”的平常處世之心；這一大一小，依我的觀察，時至今日，依然是民間強勁信念。每當臺風過境，總有幾則暴風雨中漁民互助救援的新聞傳來，讓人淚目感動。有幾回搭朋友便車回家，我說到某處放我下車就是，對方答我的都是這句“送佛送到西”，執(zhí)意送我到家門口，讓人心生暖意。

愛家鄉(xiāng)，實在是一個平常人的平常本能，是寫作者的題中應有之義，不用多說。我盡量以“重返現場”的寫實之心完整敘述了整個史實，那是樹干；蔥蘢的樹枝和綠葉，是我的虛構，也是“小說家”的勝場。戰(zhàn)俘伊恩一家的經歷，就是我在史實之上的虛構。有了他們一家，香港1941年到1942年的狀況，就有了依托，“里斯本丸”戰(zhàn)俘船的故事也有了前奏。有伊恩的女兒敏妮這條線，才凸顯出當年救援中的紅色部分——雖然小說中并沒有明說（因為我的小說秉持的有限視角，不寫超出角色理解之外的世界），但讀者自會推斷，那是一場當時的新四軍參與的有力救援。有伊恩的兒子喬的這條線，才引出我在小說中想主要處理的人類基本感情：父子之情。

父子之情，由血緣而來，又比血緣更廣闊。小說的敘述者“我”與父親、伊恩與東極少年阿卷、戰(zhàn)俘約翰和他的兒子們、沉于海底無緣再享父子之情的八百余戰(zhàn)俘，已為父的和向往為父的，怕是都有“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的父愛之心，但這樣的父親之勇，仍是日常生活秩序里的，在大的災難（比如戰(zhàn)爭）面前，一切日常頃刻煙消云散，欲愛無人。戰(zhàn)后復原的第一步，便是恢復習焉不察的日常，重得之時，會有寶貴之心，再往后，便又無知無覺了，于是，便在不知不覺中又接受了“戰(zhàn)爭”的重來。

“即使戰(zhàn)爭已經過去，但某一天戰(zhàn)爭重來的話，我們就自然地接受它的殘酷？因為它本就如此？”這樣的思考，散落在小說的各個角落，也許，這才是我寫作的初心和本意，請一定要珍惜和平啊，一定。

讓我們都有故園可以珍愛，有家人可以相依。

（原標題：故園難離）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楊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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