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結合”及其思想解放意義

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和“六個必須堅持”，再到“‘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述為持續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理解“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思想解放意義、戰略意義和實踐意義，不斷深化對黨的理論創新、文化建設和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以“兩個結合”為指導，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新時代賦予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和文化使命。

(資料圖)

中國特色的關鍵在于“兩個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理論創新必須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于割斷了魂脈和根脈，最終會犯失去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中華民族讀著經史子集走過了幾千年，在農耕生產方式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中孕育出了燦爛輝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根脈”。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華文明綿延幾千年，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斷流的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是中華各民族文化融合貫通的有機整體，奠定了“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具有突出的統一性；與西方宗教文化相比，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農耕生產方式的穩定性和共同體的自給自足性鑄就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正是這五個突出特性，使中華文明區別于世界其他文明，在世界文明譜系中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我們讀著馬克思列寧主義走過了一百多年。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之本，構成了我們的“魂脈”。如何正確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關涉馬克思主義精髓的根本原則問題。歷史實踐證明，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不僅無法解決中國問題，反而會給中國革命和建設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只有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研究中國問題，才能把握中國作為“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進而將抽象的普遍性轉化為中國的具體性，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這是用馬克思主義來“化”中國的必然邏輯。反過來，一旦把握住了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其本質規定性，也就賦予了馬克思主義鮮活的中國內容和民族形式，使其發展為中國化的具體形態。這是用中國來“化”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要求。“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夠領導人民完成中國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并不斷結合新的實際推進理論創新。”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

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兩個結合”不僅是理解新時代中國的一把鑰匙，也是觀察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一雙慧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為什么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因此，要把握中國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離不開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發展歷程，更離不開“兩個結合”。

“第二個結合”何以可能

從社會歷史條件來看，馬克思主義是工商業文明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智慧結晶，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農耕文明和傳統社會的結果，兩者是不同時代的產物。從地域來看，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西方，屬于外來文化；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屬于本土文化。那么，兩者的結合何以可能呢？

首先，從歷史發生學來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首先是一個存在論問題。兩者的相遇，根源于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危機問題。傳統文化是在特定的土壤即傳統農耕生產方式和以宗法式共同體為基礎的倫理社會中產生的，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的命運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曾經璀璨輝煌的中華文化漸漸變得暗淡。面對內憂外患，中華民族該往何處走，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歷史實踐證明，傳統文化不僅無力應對西方工業文明帶來的巨大沖擊，無法解決中國的未來出路問題，反而面臨著同近代中國社會一同走向沒落乃至斷流的危險。正是因為傳統文化無法解決中國的現代轉型和出路問題，馬克思主義才傳入中國并在中國生根發芽。歷史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拯救了中國，挽救了中華民族；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改變和發展了中國，拯救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避免了中華文明的斷流，而且開辟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道路。

其次，“兩個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規律的全面深化。中國本身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結構之整體。“第一個結合”不僅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具體情勢的結合，也包括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結合。因此，“第二個結合”本身就暗含于“第一個結合”之中。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也存在重要差異。因此，“第一個結合”始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原則存在的，而“第二個結合”更多地是作為“第一個結合”的內在構成和具體表現，因而未被上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個根本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文化關乎國本、國運。”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若沒有強大的文化支撐，就等于沒有了靈魂，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巨人。在此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個結合”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并將其上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個根本原則，充分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規律認識的全面深化，以及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高度自覺和深刻把握。

最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與西歐社會相比，中國社會的演進遵循自己的客觀邏輯。我們沒有經歷過西方式的中世紀階段，也沒有經歷過西方意義上的基督教世界，自然也就無法孕育出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傳統倫理社會的基礎上孕育出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然與在基督教世界和市民社會基礎上孕育出來的西方文化存在本質差異。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在充分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尤其是在深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批判揚棄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兩者雖然形成的社會條件、時代背景和思想來源存在重要差異，但它們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私有制等問題上，兩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傳統中國倡導“天下為公”，追求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的社會理想；馬克思主義則要超越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階段，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演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強調“民為邦本”；馬克思主義則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馬克思主義則強調人是自然的產物，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主張以天下觀天下，追求協和萬邦、天下太平；馬克思主義則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強調無產階級要“胸懷天下”，追求全人類的解放，致力于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些都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第二個結合”是一場“深刻的化學反應”

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那么，如何結合呢？馬克思主義是“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脈”，兩者的結合既不是內容的機械拼盤，也不是話語和范疇的簡單雜糅，更不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主導把馬克思主義儒學化。相反，是要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基礎上，實現“魂”和“根”的化學反應，“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

首先，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軸心，不斷推進兩者的內在融合。就像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什么、揚棄什么，對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進行轉換和發展，這并不取決于傳統文化本身，而是取決于當代中國的實踐。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動的活水，可水往哪個方向流，卻是與現實的實踐需要和社會制度密不可分的。”只有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為指導，才能充分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更好地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賦予其嶄新的時代內涵，進而才能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煥發出經久不息的當代生命力。反過來，只有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基礎，才能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注入馬克思主義，真正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合起來，才能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民族形式，使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深深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之中，深深植根于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確保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根深葉茂。

其次，“第二個結合”的結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一方面，“第二個結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過去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制度中解放出來，不斷成為符合當今時代要求、順應當代實踐需要的現代文化；另一方面，“第二個結合”也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中國內涵、中國特色和民族形式，使其成為當代中國的。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必然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內涵發生新的化學反應和裂變，熔鑄成一個全新的文化生命體，使結合而成的新文化真正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譬如，中國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理想與中華民族千年夢想的有機統一；人民至上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與傳統民本思想的創造性融合；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自然生態觀的繼承和創新發展，也實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更是這一結合在當代中國的鮮活實踐。胸懷天下本身就是傳統天下體系、協和萬邦與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求解放”的創造性結合，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這種創造性結合的集中體現，等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從“第二個結合”出發，我們就無法全面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及其核心要義，無法準確透視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本質屬性、中國特色及其發展規律，自然也就無法真正擔負起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重任。

最后，“第二個結合”必然鑄就一種嶄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不論是“根脈”還是“魂脈”都包含著不同于或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基因，它們的結合注定會造就出一個全新的文化生命體，創造出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和平主義對對外擴張道路的超越、以人民為中心對以資本為中心的揚棄、共同富裕對兩極分化的超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對物質主義的揚棄、從人與自然的緊張對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從以民族國家為軸心的弱肉強食的國際舊秩序到以胸懷天下為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霸權主義的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贏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從形式民主到全過程人民民主、從競爭性的文明觀到“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存理念，等等。這些都已經遠遠溢出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整體框架，在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彰顯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圖景，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因而也必將在世界文明譜系中散發出前所未有的時代魅力和燦爛光芒。

“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們的思想認識符合客觀實際，就是要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沖破落后觀念、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面對早期黨內的教條主義，毛澤東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第一個結合”的提出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它極大地解放了全黨和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導。1978年，面對“左”的錯誤思潮，全黨全社會展開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滾滾大潮，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為開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作了重要的思想先導和理論準備。當習近平總書記說“‘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時，這充分說明了“第二個結合”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首先，就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而言，“第二個結合”實現了重大思想解放。在一定時期內，學界和社會上曾流傳著這樣一種認識，即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地域、時代背景、社會基礎和思想來源均有所不同，因而不承認兩者契合、融合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甚至出現了這樣一種極端趨向，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抽象地對立起來：要么用馬克思主義來否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要么用中國傳統文化來否定馬克思主義，陷入文化復古主義的窠臼之中。而“第二個結合”全面闡述了“魂脈”和“根脈”的辯證關系，闡明了兩者結合的可能性、現實性和必然性，指出了兩者結合的科學方法、具體路徑及其現代文明意義，澄清了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關系認識上的種種誤區和錯誤，因而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其次，就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的關系而言，“第二個結合”推動了認識解放。過去存在著這樣一種形而上學偏見，即認為傳統就是過時的、落后的、陳腐的，要建設現代文明就必須拋棄傳統，進而將傳統與現代文明僵硬地對立起來。而“第二個結合”在這方面實現了重大解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形而上學思維過分強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忽視了二者的連續性。而“第二個結合”主張將中國視為一個連續發展的整體，強調從大歷史觀和連續性的維度來理解從“宅茲中國”到“何以中國”的發展演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這樣就全面澄清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進一步拓展和筑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的內在關系，闡明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之間的傳承發展關系。

最后，就傳統智慧與整體創新而言，“第二個結合”進一步解放了思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過去我們往往集中于某些領域或某些方面來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而“第二個結合”則突破了這種局部認識，從整體高度闡明了“四個自信”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傳承發展關系。“第二個結合”進一步筑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進一步鞏固了文化主體性，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第二個結合”進一步打開了創新空間，不僅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基礎，也“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從文化自信來看，“第二個結合”為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就此而言，“第二個結合”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因而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孫樂強，作者系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基地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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