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土斯人斯城：經濟學視野中的中國增長

■林斯澄

【資料圖】

20世紀上半葉，費孝通先生先后出版了《鄉土中國》和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兩本中英文著作。有意思的是，這兩本書在后來中譯英和英譯中的過程中，分別被翻譯成了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 of China Society和《云南三村》。不難想見，在費先生的視域中，土（soil）和地（earth）是維系當時中國人生計方式、社會制度與風俗人情之根本。斯土斯人斯城，在今天，土地依然是現代中國社會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

《人地之間》：城市化之人地錯配

香港中文大學陶然教授的新書《人地之間》，就試圖以土地問題為切口，回答改革開放后中國何以能奇跡般增長這一問題。陶然認為，地方政府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機緣和內外環境中撬動土地要素進入市場，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兩頭并進、出口和房地產的雙重拉動，才是解釋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關鍵。

在陶然看來，尤其是對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類型化的結構（structure），而是不斷構型（structuring）的過程，由此才能帶領讀者深入思考我們時代成就之艱辛與轉型之迫切。

簡言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2002年的稅制之后，地方上逐漸讓渡了增值稅的大頭和部分所得稅，原本大力興辦鄉鎮企業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從經營企業向經營城市轉型。在20世紀最后幾年經歷短暫的迷茫之后，地方政府終于找到了以控制土地這種生產要素為核心的經營城市策略。這條特殊道路就是，一方面征收和整備土地，大力興建各種工業園和開發區，壓低工業用地價格以求招商引資，發展出口導向的第二產業；而另一方面又通過土地掛牌和資源交易，向市場供給商住用地，推動第三產業整體地租的上漲。這種土地供應上的雙軌制就是過去20年我們熟悉的故事——以工業化推動城市化，以第二產業拉動第三產業。地方政府以土地為關鍵要素，通過土地金融放大杠桿，實現了經濟和城市的飛速發展。

然而，這套獨特的發展模式既不是客觀上穩定不變的結構，也不是主觀上地方政府自我決定的有意為之，而出于天時地利人和的歷史機緣。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天時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趨勢和中央層面推行的出口退稅與本幣貶值，地利是地方層面通過土地供應雙軌制構建起的土地財政閉環，而人和則是在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下勞動民眾對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現今，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舊有的發展模式需要重新構型，發展與安全兩者不可偏廢，“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舊有的人地關系更需要被重新塑造。陶然希望未來我們不僅是實現地的城市化，也要更多推動人的城市化；不僅需要工業推動的城市化，也需要以人為本的城市化。可以說，《人地之間》一書正是陶然以學者的拳拳之心，在農區土地確權流轉、土地指標跨區配置與交易、城市更新等諸多現實議題上的深入剖析與建言獻策，而近20年奔走調研所產生的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摯熱忱，也不知不覺傾灌在了綿密的文字之中。

《置身事內》：生活比大多數宏偉更宏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蘭小歡同樣秉持著對生活于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熱愛信念，懷揣著對中國會更好的相信，寫出了《置身事內》一書。在書末結束語中，蘭小歡坦陳：“生活過得好一點，比大多數宏偉更宏偉?！币虼?，《置身事內》的讀者不只在廟堂與學苑，更在你我身邊。正是千千萬萬普通親歷者躬身其中，置身事內，對追求更好生活懷帶著艱苦執著與樸素樂觀，才匯聚成了今天這宏偉時代。

《置身事內》脫胎于通識課講義，對普通讀者較為友好，全書以時代之痛、民心所系的高房價為切入點，著重描述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的現實情況和背后成因。不過與《人地之間》集中關注土地制度和土地要素不同，《置身事內》則將更多篇幅花在講述生活和時代具體實例，以及描述與分析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這類行動者的角色行為上。

蘭小歡認為，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很早就已經嵌入到中國的發展與治理模式之中。屬地管理和地方性試點，我們耳熟能詳。改革開放早期，各地鄉鎮企業之所以能夠興盛，就是受益于三線建設帶來的地方資源和技術稟賦均等化。而21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更是受益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帶來的相互競爭，雖然此種發展模式也造成了城市化中的重土輕人、工業化招商引資中的重規模擴張和經濟結構上的重投資生產輕消費三大特征，但有為政府完全有可能調整自身角色，更好地與有效市場結合起來。

因此，他期許在未來，地方政府能在加大民生支出上相互競爭，從生產型政府競相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從注重物的投資轉變為注重人的投資，從側重基建投資和保證生產端供給的有為政府，轉變為注重投資人力資源和改善民生的政府。在醫療、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上的有為需要稅收收入上的同等有為，這也預示著配套的稅制改革。從依賴增值稅等間接稅，轉變為汲取房產稅等直接稅，適度在稅制和稅收收入上向地方政府傾斜，凡此可能都會是引導地方政府脫離土地依賴的較優選擇。

《向心城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過去，地方城市間在招商引資、人才落戶上的競爭可能是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一大動力，但在未來，城市群之間形成以核心城市為中心的分工互補模式，進一步集約化、向心化，發展大型都市圈和城市體系，則可能更加有益于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這正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陸銘在他的新書《向心城市》中的觀點。

在書中，陸銘多用設問與回答的教學探究法，配以大數據量化和可視化的硬核實證分析，不停地“敲黑板”向讀者強力輸出這樣一個奧秘與重點：城市（city）就是集聚（dense-）之城（-ity），城市本質在于密度（density）。高密度地集約起人口、人均資本與技術等要素，構成核心城市和核心區域的不可替代性。只要大型港口城市在工業化時代積累下來的河海交通地理優勢仍舊存在，只要面對面的服務業在后工業化時代占比不斷提高和越發多樣化的勢頭依然延續，那么這種“看不見的手”自然就會形塑與強化城市向心的長久趨勢——人從農村集聚到城市，從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從城市外圍集聚到中心城區。

因此，在陸銘看來，解決各種“城市病”不宜逆著向心趨勢，人為設立制度壁壘，疏散核心城區人口，把人才、土地指標與公共服務等有限資源投入到無法產生規模化效應的邊緣地區與鄉村地區。相反，整體規劃應該順勢而為，加密核心城市和核心區域的人口與資源投入，同時破除各種限制人口流動的藩籬，尤其是破除戶籍與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掛鉤的制度成本，實現現代城市的規?；б妫岣咝式档统杀?。

此等建議乍看起來似乎違背了我們的一般判斷，但陸銘確實是在延續自己經濟學研究的治學思路，平衡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在他看來，城鄉關系不應是一個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平均關系，而會是一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均衡關系——即增強城市高密度集約化的同時，增強鄉村低密度規?；?。唯此才能兩相均衡，增多富裕市民，減少貧困農民，縮小兩端收入差距。

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再到城市中國，我們在短短數十年間經歷了人、地、城三者關系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雖然元宇宙、MR頭盔等新潮科技似乎給我們描繪了一幅憑空而立的科幻圖景，但土地依然是我們當前觸手可及乃至未來縈繞不去的現實問題。無論是陶然從土地要素切入的嚴謹建言，還是蘭小歡置身改革事內的娓娓道來，亦或是陸銘關于大國大城與城市向心的高聲疾呼，都是孜孜以求解決此等議題的社科學人的一片赤誠。他們始終探求如何在社會與個人、市場和政府等多主體的參與下，于中國這片廣闊大地上實現土地資源配置在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平衡，建設活力、宜居與和諧的以人為本的城市生活與就業空間。行文至此，或可用費孝通老先生80高壽時的赤子之言為記：“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p>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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