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中概念應用的邊界感

【資料圖】

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研究為志業。他十分擅長以敏銳的學術意識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捕捉信息，并格外注重比較的作用。在古代中國對外關系研究中，他關于“朝貢制度”的詮釋影響巨大，使其成為描述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學術概念，并對后世的朝貢制度研究影響深遠。從傳統經史知識體系中的“朝貢”古義，到近代知識體系中的“朝貢制度”概念，對于理解中國近代以來知識體系的建構與轉型提供了具體的案例。考察費正清關于“朝貢制度”的使用與建構，更可窺見社會科學中概念建構與應用的復雜性和重要性。

作為一個擁有“民族國家”知識背景的漢學家，費正清對“朝貢制度”概念的建構，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由“異質感”所驅動。這種異質感使得他專注于帝國的等級制度——這種形式不平等但秩序穩定的交往模式吸引了費正清的注意。換言之，他對“朝貢制度”的研究，正是基于差異意識所建構的。而這種學術上的差異意識，實際上是依托于“東西方不同”這一前提假定而生發的。這一假定背后所規定的是存在論意義上的本質主義差異，即東方的是東方，西方的是西方。依此理解，自東西文化接觸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東西方交流史的西方研究，大體遵循這一研究路徑，并用其解釋文化差異及沖突的哲學根源。譬如，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的《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翔實地描述了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對清朝的叩門之旅，以此揭示了中西文明差異與沖突。

這種前提性假設存在一個固有缺陷，在于忽視了事物的相同屬性。如果只是把東西方的差異視作實體性存在，那么就會出現一種情形：西方只能是西方，東方只能是東方。很明顯，這種邏輯推導的結果與客觀事實并不相符。東西方之間除了“異質感”，還存在“同質感”。就西方所謂整體性存在而言，西方本身并非綿延而未曾中斷，而是在廣泛吸收近東文明的基礎上才激活了內生動力，文藝復興就是從東方汲取養料的范例。諸多事實雄辯地證明，東西方之間所謂的“異質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需要在具體而微的交流場域中加以審視，在情景化的場域中得到確認。更進一步地講，西方的自我意識是在與不同的客體互動交流中型構的，具有鮮明的主體間性特征。但是，自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提出后，在西方哲學界，自我就主宰了客體（他者）。在法國現象學家列維納斯看來，甚至整個西方哲學傳統就是自我不斷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不斷將他者納入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感知和認識的過程。在這樣的思維束縛下，本該由主體間性塑造的自我意識，變成受二元對立思維影響的產物，表現為自我意識對他者意識的壓制，這實質上是更為深層次的二元對立思維的反映。

從這一角度講，費正清所構建的“朝貢制度”概念正是對中國作為“他者”的觀照。這一概念的他者意識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清朝的“自我”與周邊的“他者”；另一個層面是西方的“自我”與中國的“他者”。前一個層面是明線，后一個層面是暗線。在明線上，費正清認為，中國作為東亞的中心，具有“華夏中心主義”意識，處在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結構中；在暗線上，他是在傳統—現代的脈絡下闡發這一概念的。事實上，費正清之所以將朝貢視作外交議題，是受到蔣廷黻等人對中國近代化希冀的影響，服膺于線性一元史觀。在這種思想架構下，“條約體系”逐步代替“朝貢體系”似乎就有著一定的合理性，這一點也與費正清后來提出“沖擊—反應”模式的邏輯相一致——傳統中國社會因接觸西方而產生轉型的內生動力。由是觀之，朝貢制度概念暗含雙重他者意識。從根本上講，這一概念受到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隱含著對作為他者的中國所進行的歸納、定義與評判。

這一概念所包含的他者意識并未與實際相一致，仍存有諸多可爭議之處。朝貢制度類似一種在文化視域下對古代中國涉外制度整體觀照的產物。從歷史來看，這一靜態的概念無法充分詮釋自古至清朝的對外政策變化。即使是對于明清時期中國與西方的互動而言，朝貢制度也不能成為唯一準確的解釋。西方國家在中國開展的貿易似乎更依賴于所謂朝貢制度以外的“月港商舶體制”、廣州的“番舶體制”和清前期的“廣州通商體制”等，這些體制與古代“互市”制度而非朝貢制度有更大的關聯性。對此，一批中國學者已逐漸意識到朝貢制度概念的解釋限度，并更為自覺地從歷史文獻資料中探尋更精準的概念詞匯。譬如，有學者將中國古代對外政策稱為“封貢關系”。

概念的爭議反映的是思想上的爭鳴，或許正是我們突破學術話語依賴的切入點。對于中國學者而言，對于西方學者使用的概念，應首先了解該概念的發明史與作者的意圖，否則可能會自覺或不自覺滑入話語陷阱之中。當下，面對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任務，更需重視作為建造學術大廈基礎的學術概念——既要批判性地借鑒西方的學術概念，更要發揮中國學者的原創力，做好深入挖掘中國思想素材及其時代性轉化的工作，貢獻出具有標識性的學術概念。

（作者系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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