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疫情沖擊，需深化供給側改革

應對疫情，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聚焦包括“緊貨幣、少干預、順周期、降成本、寬管制、松財政”在內的十八字方略。

疫情不可避免地對全球經濟形成巨大沖擊，那么，如何應對這種沖擊?我們認為，根本措施在于，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聚焦包括“緊貨幣、少干預、順周期、降成本、寬管制、松財政”在內的十八字方略。

“緊貨幣”就是按照現代貨幣主義的經濟主張，實行“單一規則”，將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固定在與潛在的經濟發展速度大體一致的水平上，反對政府的“相機調控決策”。一則，在于控通脹。受疫情影響，不僅消費受到影響，就是生產和投資也受到了嚴重波及，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下降。工人無法復工、工廠無法復產，在這種形勢下，不是產品過剩而是產品供給不足。反觀消費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居民的消費意愿并沒有走低，這從近期各地的解封令一下，人們蜂擁而出，市場和餐廳擠滿了消費的人群，可得到部分印證。如果貨幣政策過于寬松，很可能導致滯脹。

此外，貨幣政策過于寬松還可能導致脫實向虛。凱恩斯認為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是隨利率的變動而相應變化的需求，它與利率成負相關關系，利率上升，需求減少;反之，則投機動機貨幣需求增加。他進一步指出，當利率下降到某一水平時，市場就會產生未來利率上升的預期，這樣，貨幣的投機需求就會達到無窮大，這時，無論中央銀行供應多少貨幣，都會被相應的投機需求所吸收。更為重要的是，誠如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所指的，資產價格的上漲，為投資家帶來了億萬的財富。這是流量收入遠不能相比的巨大財富，這就不免使得人們的價值觀發生混亂。汗流浹背、辛勤勞動的所得，遠遠不如金錢游戲帶來的利益，這自然對勞動積極性產生極壞的影響。事實上，對于企業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業收益，誰還會認真地去對待研發等正常的經營活動呢?如此一來，就自然地出現了Epstein所憂心的那一幕：在微觀經濟層面上，企業過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業增加金融資產投資，而減少生產性投資的現象。也就是說，經濟活動中，之所以會出現脫實向虛這一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利率過低，放縱了貨幣需求中的投機性需求。從某種程度而言，“緊貨幣”事實上就是在積極穩妥去杠桿，是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少干預、順周期”就是指，需要政府降低逆經濟周期干預的頻次，通過順周期的“衰退”，來激活創造性毀滅機制，實現大創新，并以此來提升技術的進步。這種“衰退”，其本質就是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其本質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項工作任務中的“去產能”。

“降成本”。就目前而言，全球化生產要素成本差異越來越小，國家間在爭奪企業、爭奪國際產業時，成本競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由此可見，成本管理已不僅僅只是企業內部管理的一個手段，事實上它已經遠遠超出一個企業、一個行業的負擔。它更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個攸關我國國家競爭力的問題。如何有效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也就成了一個亟需解決的大問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強調了減輕稅收負擔是增長經濟的最好辦法。他認為將收入用于非生產性消費是妨礙資本積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產性消費就是賦稅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國民財富，擴大資本積累就必須有效降低賦稅和地租。正是基于此，為了促進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政府應從降低稅負、用地/租金成本、社保成本等入手。只有切實地為企業降低了成本，市場上銷售的商品價格才會隨之下降。這時就會出現收入效應，即在收入既定的情況下，也可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這在當下將具有豐富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從某種意義而言，降成本不獨事關戰“疫”，更攸關國家競爭力。

“寬管制”。為了增強市場的活力，必須進一步放松管制。事實上，早于2016年5月9日，李克強總理在“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轉職能提效能——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就明確指出：“簡政、減稅、創新等都是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為此，必須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進一步優化服務，繼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總理在會議中就曾指出：“企業普遍歡迎政府通過減稅降費等措施來幫助降低成本，但更希望政府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松財政”，即擴大財政支出力度。在疫情的沖擊下，企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現金流問題，急需“輸血”。減稅必要，但它并不能增加企業現金流，只是減少企業支出或降低其成本，難以達到“救命”的目的。就目前而言，政府應該通過退稅、直接補貼和加大轉移支付等財政定向幫扶，支持企業盡快恢復現金流，以避免企業因為現金流斷裂而陷入經營困難，防止企業集中倒閉、失業潮及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問題。因此，應對疫情對企業和低收入群體的沖擊，政府有必要增加財政支出。

(作者系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