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懶政和宦官專權的明王朝緣何延祚近三百年？

明朝（1368—1644年）是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來，除漢朝、唐朝和清朝之外，立國時間超過二百年的四個大一統(tǒng)王朝之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和其它三個朝代不同，明王朝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卻極為腐朽。永樂（1403—1424年）之后，宦官專權、后妃干政、吏治腐敗、軍備廢弛是明朝留給人們的典型印象。永樂后的明朝怎么看都像一個病入膏肓、行將就木的重病之人，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個重病之人，竟然又生存了220年之久！究竟是哪些因素使腐朽的明王朝享祚如此長久？不妨從歷史留給我們的線索中去找尋可能的答案。

明朝的政治絕癥這一是宦官當國。從宣宗開始至崇禎繼位，表面上是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布政使等而下之主政；而實際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禮太監(jiān)、御馬太監(jiān)、東廠西廠和內廠的提督太監(jiān)，在各省各重要地點則是所謂的“鎮(zhèn)守中官”。尤其是軍隊中所謂的“監(jiān)軍太監(jiān)”，他們沒有任何軍事才能，卻極為擅長收錢斂財。

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根據歷史的經驗，深知宦官干政之禍危及江山。他說：“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酰醢，司服守祧數事”，意思是說從古到今太監(jiān)所干的活就是端茶倒水，伺候服侍而已，其它的事一概不能沾邊，對太監(jiān)的工作性質作了規(guī)定；并立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違者斬”的鐵牌，供后人遵守，以防太監(jiān)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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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料事與愿違，燕王朱棣發(fā)動了“靖難之役”，奪了建文帝的皇位，在此過程中，宮內太監(jiān)出力甚大。朱棣即位后，便大大提高了太監(jiān)的地位，如設立特務機構東廠由太監(jiān)掌管；派三寶太監(jiān)鄭和下西洋等等，就是太監(jiān)地位得到提高和重用的標志。按照朱元璋的規(guī)定，太監(jiān)是不能讀書識字的。但在永樂朝，就給太監(jiān)聘用臨時性的老師教太監(jiān)讀書識字；而在仁宗朱高熾時，太監(jiān)讀書竟成制度，太監(jiān)地位自此開始提升，并最終有明一朝竟能同當朝大臣宰輔相頡頏。

宣宗時，司禮太監(jiān)王振雖已作威作福，但仍有收斂；到英宗時，王振在皇帝的庇佑下，權傾朝野，成為明朝第一個連宰相都要聽命于他的超級大太監(jiān)。1449年，瓦刺部也先入侵，明英宗在王振鼓動下不做周密準備輕率出征，遂釀“土木之變”大禍——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亂軍之中。瓦刺后以俘獲之英宗為質要挾，乘勢進攻北京數次，終因實力不濟，加之于謙組織防御得法，明王朝江山才得以保全。后查得王振大肆受賄，聚斂巨額財富，計有金銀六十余庫，皆為外官所獻。

英宗之后，憲宗時的汪直同樣是一位權勢炙手可熱的超級大太監(jiān)。憲宗在東廠之外又設立西廠，由汪直掌管，權力更在東廠之上。汪直利用職權屢興大獄，殘害忠良，任意捕殺臣民，被冤死者不計其數，百姓的生殺大權操之于一個太監(jiān)手中，皇帝好像并不存在一樣。

憲宗之孫武宗時，又出了一批權勢極大的太監(jiān)。武宗信任宦官劉瑾、馬永成、顧大用等八人，時人謂之八虎。其中尤以劉瑾最為跋扈，他仿效憲宗時的太監(jiān)汪直，矯旨新設內廠，由他親自掌管，比之東、西廠更為殘酷，干了不少禍國殃民的事。劉瑾最得意的政績是他專權五年里竟完全剝奪了當朝內閣的權力，朝政全出自劉瑾之手。劉瑾被處死后查沒巨額家產：有黃金1200余萬兩、白銀2億5000萬兩。僅其銀一項就抵得上當時大明王朝60年的國稅收入，可見當時朝政之腐敗到了何等程度。

武宗之后，權力最大的太監(jiān)當屬熹宗時的魏忠賢。由于明熹宗癡迷木工活，甚至到了“朝夕營造，每營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的地步，魏忠賢便侍寵專權，專門挑選熹宗做木工活時奏事，不耐煩的熹宗均言“朕已悉矣，汝輩好自為之”，把皇帝的大權拱手讓給了魏忠賢。于是魏忠賢獲得了空前無上的大權，并被封為“九千歲”，成為政治地位僅次于皇帝的“鉆石級”太監(jiān)。有了如此權勢顯赫的太監(jiān)，舉國上下誰不巴結？于是大明王朝又為太監(jiān)們上演了一場亙古未有的鬧劇：為魏忠賢在全國各地大建祠堂。在這一點上，魏忠賢可謂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明朝在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培養(yǎng)出了如此眾多“杰出”的太監(jiān)，可見其朝政之腐朽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因為太監(jiān)本身具有身理上的缺陷，絕大多數在心理上都是變態(tài)和扭曲的，所以，太監(jiān)做起惡來要比普通人嚴重得多。再加上太監(jiān)身處的環(huán)境，注定了他們不可能對國家和社會現(xiàn)實有比較全面客觀的認識，指望他們對國家大政方針做出正確的決策同樣也是不可能的。明朝任用如此眾多的太監(jiān)作為國家的重臣，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

明朝腐朽的另一個特點是皇帝的懶政。相較于清朝皇帝的勤政，明朝的皇帝們實在是太懶惰了。有明一代，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其后各代皇帝基本上懶于政事。

實際上，明朝的國運從英宗朱祁鎮(zhèn)開始就已急轉直下。英宗寵信太監(jiān)王振，造成“土木之變”，差點使明王朝國本顛覆，原因就在于皇帝自已不履行職責，而假手于太監(jiān)。

到了憲宗時，憲宗皇帝竟然甘愿受萬貴妃控制，朝政全由旁人把持。萬貴妃以太監(jiān)為爪牙，太監(jiān)以萬貴妃為后臺，大肆干預朝政。在萬貴妃的影響下，憲宗只肯花錢建廟宇，只對搜羅古玩字畫感興趣，而對于江山社稷、百姓生活卻不聞不問。

到了武宗時，寵信太監(jiān)劉瑾、奸臣江彬，不理國政沉迷于游玩享樂。武宗有一次微服出居庸關，暢游塞外征選美色，竟與北元入侵之軍相遇，差點做了俘虜。后來寧王朱宸濠造反，武宗為了借此機會到江南游玩選美，竟然自封“威武大將軍、鎮(zhèn)國公”，率領大批人馬浩浩蕩蕩向江南進發(fā)。幸虧王陽明發(fā)兵剿滅叛軍，生擒朱宸濠。寧王反叛被平定后，武宗竟和親信的奸臣太監(jiān)在外游蕩八月有余，方北返京城。北返途中，武宗興致所至，竟然獨自架船下河捕魚，結果驚嚇受寒而死。

武宗之后的世宗皇帝，在位時間長達45年，其心思同樣不在江山社稷和萬千百姓身上，而只在乎求仙問道、長生不老。他一邊寵信道士為其“煉丹招鶴”，一邊任用奸臣嚴嵩父子把持朝政。幾十年下來，邊患四起，國政日非，明朝一步步走向了沒落。

世宗后是穆宗，只在位六年，亦無甚作為。

穆宗之后便是神宗萬歷皇帝，其在位時間長達48年，創(chuàng)了明朝皇帝之最。同時，他的懶政也創(chuàng)了中國歷代皇帝之最：在位期間竟然有28年不上朝理政。后人總結他的懶政為“六不”：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所謂不郊就是不親自去郊外祭拜天地。在古代祭拜天地是皇帝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對號稱天子的皇帝來講，祭天是絕對重要的頭等大事，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假手于人的。不朝，就是不上朝理政，有28年的時間不上朝。不廟，就是不祭拜祖宗。他連天地都不敬，更遑論祖宗了。不批，就是不批閱大臣奏章。不講，是不參加經筳講席，也就是對治國理論的學習。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只顧自已玩樂。就這樣，明朝經過萬歷48年的折騰，家底幾乎全被敗光。

萬歷后，光宗即位一個月便亡，由熹宗天啟皇帝即位。熹宗天生癡迷木工活，把朝政大權交給大太監(jiān)魏忠賢全權處理，并封魏忠賢為“九千歲”。就這樣熹宗的木匠手藝是日益精湛了，明朝的江山卻每況愈下。

熹宗之后，崇禎即位。只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煤山吊死，明朝滅亡。

我們看到，從永樂、仁宣之后，明朝的政治是腐敗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然而，在如此腐朽的朝廷統(tǒng)治之下，明王朝為什么沒有過早滅亡，反而延祚長達277年之久呢？答案或許有很多，但是我認為下面幾點應該是的主要歷史機緣。

一是成祖朱棣不顧群臣反對力主遷都北京。朱棣當年決定遷都北京對明王朝的皇祚綿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建都東南或南方的政權成為大一統(tǒng)王朝者實無前例。明朝雖然崛起于東南，但是因為北元力量的瓦解，明朝才可以輕松地席卷大江南北。對任何政權來講，建都東南或南方，使國家力量中心南移，等于把北方的防衛(wèi)陣地拱手讓于敵人，南方政權的戰(zhàn)略空間和回旋余地也就大為縮小。從歷史經驗來看，任何政權在南方建政，都是自身力不濟時無耐的選擇。在南方建政，始終存在北方游牧民族軍事威脅的問題，這是中國歷代政權包括建政中原的政權都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盡管明朝開國之時北元勢力四分五裂，但假如明朝主要力量集中在江南一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北元勢力如果整合成一股力量，明朝再作應對就為時已晚。而這一點恰好為精明的永樂帝朱棣所發(fā)現(xiàn)，他及時決定遷都北京，把明朝的主要力量北移，不給北元殘余勢力以喘息之機，抹殺了其加以整合的任何可能性。遷都北京，既給北元以強大的軍事壓力，又大大地擴張了明朝的戰(zhàn)略生存空間，對明朝的國家安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朱棣力主遷都北京，并幾度對北元勢力進行軍事打擊，雖然沒有取得巨大的軍事勝利，但這些行動對北元勢力在心理上的打擊和影響效果是十分明顯的。至少在有明一朝，北元在明朝的巨大軍事壓力下，始終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沒有條件和機會形成一支足以威脅明王朝安全的力量。這一點，在“土木之變”后瓦刺挾持被浮的英宗多次進攻北京城無果而返，便是明證。假如明王朝只是循朱元璋之舊規(guī)，仍然以南京為都，國家力量集中于江南一隅，面對北元勢力的重行整合要么是鞭長莫及，要么是錯失良機，待北元勢力形成氣候再來應對時，以仁宣之后明室諸皇帝的能力，勢必成為南宋第二。

二是草原少數民族的四分五裂，沒有形成威脅明王朝安全的力量。我們以“土木之變”為例，來說明北方少數民族力量的弱小，無法對明王朝構成現(xiàn)實的威脅。當時明英宗在太監(jiān)王振的鼓動下，倉猝出征瓦刺，由于沒有計劃準備，五十多萬大軍甚至連吃喝問題都沒得到解決，慘敗于瓦刺自在意料之中。但沒想到的是英宗竟然被俘，對明王朝帶來了極大的危險。瓦刺大軍借著大敗朝軍、俘獲英宗的威風，大舉向宣化、大同發(fā)起進攻。但瓦刺鐵騎在兩城守軍的嚴密防守下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轉而進攻北京。在北京和守城明軍相持五天五夜、付出萬余人的代價后，瓦刺不得不倉皇撤離。面對這樣一個徹底打敗明軍、占領北京的良機，由于瓦刺本身實力的不濟，在獲得“土木之變”空前大捷、俘獲英宗之后，進攻宣化、大同和北京無一成功。這說明不管此時的明王朝是多么的腐朽和不堪一擊，瓦刺實在沒有足夠的實力吞并明王朝的江山。也正是對中原王朝能構成唯一威脅的草原力量還沒有出現(xiàn)，如瓦刺之輩實不足以撼動明朝之江山，因而既使明王朝再腐朽，只要內部不出現(xiàn)致命問題，仍然會繼續(xù)它的統(tǒng)治。

歷史的發(fā)展也正是這樣，腐朽衰敗、搖搖欲墜的明王朝最后的滅亡，不是像北宋、南宋一樣，由外部力量打垮，而是禍起蕭墻，由內部的農民起義結束了統(tǒng)治。李自成的農民軍于1644年攻占北京，崇禎帝煤山吊死，明朝滅亡。至于吳三桂勾結清軍打敗李自成，可以完全看成是一個意外情況。因為關外清軍搶攘幾十年，始終在白山黑水之間徘徊，如果不是明王朝內部出了狀況，清八旗軍能不能打進北京、占領中原還是個大大的問號。

三是明王朝雖君昏于上，但多有能臣志士在國家存危之要緊處挺身而出，維系了明朝江山的代代傳承。有明一代，雖然君昏于上加之太監(jiān)專權、后妃干政，但每至國家危難存亡之際，總有能臣志士挺身而出，力挽國家之狂瀾，以保明祚之延續(xù)。最典型的是“土木之變”后臨危不亂的于謙。“當時，明朝上下慌亂無主，面對瓦刺鋒芒，有不少大臣主張遷都南京以避其勢。獨有于謙堅決反對，力主堅守北京，并立新君以應不測。事實證明于謙主張非常高明。瓦刺于當年十月初七日，來到大同城下，以英宗為奇貨要挾大同城守將開門，妄圖占領大同，守城將領郭登以中國已有新皇帝為由，加以拒絕。瓦刺軍施計不成只有悻悻而去。假如不是于謙力主堅守，而是南遷南京，把中原留給瓦刺，此時的明朝必然是又一個南宋。由此可見，于謙對于明王朝皇祚延續(xù)可以說立下了不世之功，可惜后來英宗復辟，挾私忿冤殺于謙，讓后人為之噓唏不已。

明武宗時寧王朱宸濠反，昏庸的武宗寵信奸臣太監(jiān)，率大軍南下平叛。幸有一代大儒王陽明及時出兵，滅叛軍、擒朱宸濠。否則其結局恐怕又是一個“土木之變”。

神宗時的大臣張居正，執(zhí)政期間“十年來海內肅清，力籌國富，太倉之粟可支十年”，一時治績炳然。張居正是在明王朝國內矛盾最深重的時候，出掌國柄，力挽狂瀾，使國家給用充足，化弱為強。如果沒有張居正這十年的功勞，國庫空空的明王朝，根本經不起神宗萬歷皇帝四十八年的瞎折騰。

崇禎朝的邊關大將袁崇煥，使關外的努爾哈赤八旗軍聞風喪膽。有袁崇煥在遼東防守，后金的入侵大軍不得不改道繞行，以避袁之鋒芒。后皇太極用反間計讓崇禎帝殺了袁崇煥，明朝自毀長城，就此滅亡。

整個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加上其后的仁宣二帝外，其他十二個皇帝的歷史簡直是一部昏庸皇帝的荒唐史。然而就是這群昏庸無能的皇帝，也能占據中國政治舞臺長達二百多年！從上文的分析里我們看到，這里面沒有奇跡，有的只是歷史的機緣。正是歷史的機緣巧合，使明王朝的皇祚延續(xù)了277年之久。否則，“土木之變”時，明朝就已完結；武宗荒唐時，明朝也已瓦解；萬歷怠政時，明朝更應結束。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發(fā)生，直至崇禎十七年，才給明王朝打上了休止符，這也應是歷史的機緣所造就。歷史就是如此，留給后人的只有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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