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族學者李元陽的理學情愫

李元陽（1497—1580），明代白族文學家、史學家、理學家。字仁甫，云南大理人，世居點蒼山十八溪之中，號中溪，別號逸民。李元陽的一生可以分為少年學習，中年為官，晚年辭官鄉(xiāng)居三個時期。在前兩個時期他學習并接受了儒家學說，對陽明心學情有獨鐘。后期他傾向于儒、釋雜糅，從心學出發(fā)，援佛家之禪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學思想。李元陽著述廣泛，有詩文集《艷雪臺詩》《中溪漫稿存稿》，理學著作《心性圖說》，史學著作《大理府志》等。其融合佛、道、儒形成的理學思想，使他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李根源在《重刊中溪家傳匯稿序》中評價李元陽：“先生之學以佛入，以儒出，復性為本，濟世安民為用。”

為官：公正廉潔深受愛戴

(資料圖片)

李元陽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其母在生他之前“夢龍負日入懷者三”，故取名“元陽”。李元陽自幼沉默寡言，但聰明過人，勤讀詩書，尤好文史，于嘉靖元年（1522年）中舉人，為云貴鄉(xiāng)試第二；嘉靖五年中三甲進士，“名動京師，為十四才子之冠”，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六年出任江西分宜知縣，分管江西鄉(xiāng)試。嘉靖七年，李元陽母親去世，回鄉(xiāng)守孝。

嘉靖十年，李元陽守孝期滿，出任江陰知縣。在江陰知縣任上，他愛民養(yǎng)民公正廉潔，深受百姓愛戴。嘉靖十二年，李元陽遷戶部主事，離任之日江陰百姓流淚相送百余里，并為他立生祠，刻碑記其善政百余事以茲紀念。李元陽調入戶部后，內閣大學士夏言有意招延，但為李元陽拒絕。不久他改任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嘉靖十八年，李元陽調回北京，他疏劾大學士夏言用人不公；他還上疏諫止皇帝巡幸承天，皇帝大發(fā)雷霆，大臣們都驚懼不能入寐，李元陽卻鼾睡達旦，同僚稱其為“真御史”。正是這種直言不諱使他在官場上屢屢碰壁，夏言借“荊州要地，元陽堪任”之由將李元陽調到荊州。當時荊州“四百余里無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數(shù)十，又作石池以飲馬。”當?shù)乩习傩账煲浴袄罟眮砻＠钤栐谇G州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從參加考試諸生中識拔了年僅十三歲有“神童”之稱的張居正。

嘉靖二十年，李元陽以父喪歸鄉(xiāng)。其后四十年，里居不出。他將婚嫁喪葬、饑寒冤抑、橋堤道路等列為其鄉(xiāng)居三十二事，用三十年時間修復崇圣寺，還創(chuàng)建、修繕了如傳衣寺、龍華寺、觀音庵、千佛閣等諸多寺院。《雞足山志》中稱贊他，“山中寺院凡傾頹者，無不修葺，并為撰文，雞山之盛，公為首功矣。”

為學：潛心造詣終成大者

李元陽中年所著《心性圖說》最能反映其理學成就。雖然他自謙“不敢示人”，但當時理學名家對此都非常推崇。該書分為4篇：《性說》《心識說》《意識說》《情識說》，后又收入《李中溪全集》卷十。

李元陽的心性觀由性說、心識說、意識說與情識說四說組成。其中“性”處于最高的本體位置。“性即命也”，是無形無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他又說“夫人依性生，性以仁立”。在他看來“性”之本體以“仁”為基礎，其內核是儒家政治倫理規(guī)范，在表現(xiàn)形式上，他借鑒了佛、道“虛空”的觀點，“周匝偏覆，虛靈豁徹，無體象可擬，非思議可及，惟中惟一而已。”

“心識”即人對外物的感應，是后天產生的認識。他認為由于人的主觀性，導致“心識”半明半暗、半通半塞。“意識”是“心識發(fā)而意”。意者，為物所惑之謂也，所以比“心識”更模糊。而“情識”則是指“意識流而為情”。情者，為物所蔽之謂也，完全昏蔽、塞而不通。所以“性”動產生“心識”，“心識”發(fā)而為“意識”，“意識”流而為“情識”，四者之間層層流動。李元陽對理學基本范疇的理解和辨析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在此基礎上，李元陽提出“復性即是致知，性復即是知至”的認識論。“性”是獨立于物的絕對本體，是“真我”的存在，所以“復性”就是獲得“真我”。他用水作喻，認為性如水，至清；而心、意、情如水中加入泥沙，使水變渾濁。“復性”如同水去泥沙，還其本源。由此，李元陽提出“頓悟”“漸修”的修養(yǎng)方法，“中人以上，可以言頓格，中人以下，須漸格也。”顯然，不論哪種修養(yǎng)方式，其目的都是致知，“頓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

《心性圖說》從本體論、認識論到方法論完整地構建了李元陽的理學思想體系，極大地推動了明代理學的發(fā)展。

李元陽獨特的心性觀得益于他與當時理學名家間密切的學術交流。王畿，字汝中，號龍溪，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是陽明后學重要代表人物。《李中溪全集》中留存有《與王龍溪年兄》《答王龍溪年兄》《再答王龍溪》三通書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和王畿論證并厘清了理學上“知”“識”的概念。第二封信中，他把《心性圖說》寄與王畿并向他請教。第三封信中，李元陽說他雖不能從陽明之師門，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直繼孟子之統(tǒng)。羅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安府吉水人，亦為當時心學大家。李元陽理學思想的發(fā)展和羅洪先有相似之處，他們早年思想的核心都以“踐履”為主。不過此后李元陽轉向了“寂感”并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觀。在李元陽寫給羅洪先的信中，李元陽先請教了性、心、義、情識的差別，這與給王畿的信中所談論的“知”“識”內容相近。在另一封信中，他向羅洪先敘述了自己與王龍溪切磋學術的情況。

此外，李元陽與南中學派、泰州學派的唐順之、羅汝芳也多有聯(lián)系。李元陽通過與他們進行書信交流，在理學上相互切磋，使自己的理學觀在繼承陸、王心學之外得以以一種獨特形式展開。

為文：兼容并蓄促進交融

云南與內地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隨著漢文化在云南廣泛傳播，云南與中原內地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方面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傳播決不是簡單的單向傳播，而是雙向的，即中原文化在向云南傳播的同時也極積吸納云南的當?shù)匚幕＿@在以李元陽為代表的云南學者身上盡得體現(xiàn)。

李元陽回鄉(xiāng)后寄情于蒼山洱水之間，省卻了爾虞我詐的傾軋，再無宦海的羈絆，與楊士云、楊慎、張含、李摯等文化名流詩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詩文集《艷雪臺詩》《中溪漫稿存稿》，于晚年編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萬歷《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學、史學、文學、書法、教育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譽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元陽曾言“云南古荒服之地，自漢始通中國，然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惟綱常之道粲然明于世，而禮樂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胥此焉。”他認為只有依靠儒家學說才能維持云南的穩(wěn)定和諧進而保證邊疆繁榮與發(fā)展。另一方面，他又深諳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習俗，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認為“教無類也，孰謂異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荒服之人……一旦舉中國之治以加之……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輩出，彬彬乎齊魯之風。”

縱觀李元陽一生，他對理學的仰慕、學習、吸收和發(fā)展反映的是其對中原先進文化的向往。對于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漢文化，他并沒有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場上加以排斥，而是自覺地學習，在主動融入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李元陽的理學情愫生動地詮釋了中國古代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古已有之，并源遠流長。“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齋評價他“中溪晚年之學，如霜清歲晏，萬象森嚴，長松在壑，剝落英華，收斂神氣，復歸乎其根也”。李元陽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區(qū)的府縣志，多為之立傳，表彰其事跡，在白族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有關李元陽的故事傳說。（作者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欣，本文系云南省社科院2021年院級項目《明代云南白族學者李元陽哲學思想研究》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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